[論莊之蝶] 廢都唐婉兒莊之蝶第一次

來源:整改報告 發布時間:2019-04-07 04:24:10 點擊:

  《廢都》敘述了以莊之蝶為主的西京四大文化名人集體性的精神陷落及其失魂落魄的悲劇性人生經歷,這應該可以作為解讀《廢都》的路徑之一。   西京四大文化名人――弄文學的莊之蝶、善畫畫的汪希眠、工書法的龔靖元、搞樂團的阮知非,是知識分子的類型化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世界中,他們代表的應該是社會文化體系中的精英一派,是有著良好的社會形象和自我身份確認的社會群落。然而,同樣是這批人,他們在90年代《廢都》的文學世界里,變成了一群靈魂浮散、焦慮不安、精神無所依托的“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的承載者。是什么導致了莊之蝶們的精神潰敗、靈魂飄散和自我放逐以至于身體化的病殘?這顯然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話題。
  
  一、傳統文化救贖的虛妄
  
  “西安可說是一個典型的廢都,而中國又可以說是地球格局中的一個廢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個廢都吧。這里的人自然有過去的輝煌和輝煌帶來的文化重負,自然有如今‘廢’字下的失落、尷尬、不服氣又無奈的可憐。這樣的廢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闖出一條路子。而現在,就是一種艱難、尷尬的生存狀況。”在眾多研究《廢都》的文論中,人們起碼不應該忽略賈平凹的這段話。賈平凹本人深得古典文化壹奧,在此前的一系列小說中多有對古典文韻、鄉野風情的展示,如果我們把這些理解為一個小說家應有的文化修養的話,那么賈平凹在《廢都》中則通過莊之蝶精神世界的全面崩潰,表達了他對傳統文化遭遇現代社會而無可挽回的失敗的矛盾心態。
  莊之蝶是賈平凹小說美學風格中很有傳統文人氣的“風流才子”。他居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首,“檔次高,成就大,聲播最遠”,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市井百姓,都以“莊之蝶”的大名為尊,以能結識莊之蝶為幸為榮,“莊先生的大名如雷貫耳,今天總算見到了!我來時說去見莊先生呀,我那老婆還笑我說夢話。這手我就不洗了,回去和她握握手,叫她也榮耀榮耀!”連街頭推銷眼鏡的小販,在見到莊之蝶的名片后不由得肅然起敬:“原來是莊老師,實在榮幸!我聽過你一次報告的,從小就夢想當作家……”。如果類似的描寫還不無戲謔成分的話,那么來自官方權威對莊之蝶的認可――市政府的文化顧問、人大代表,則更可能體現出莊之蝶文化和社會身份的價值。但莊之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在他身上散發著濃重的傳統文人氣。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也沒有形成過一個有堅定精神追求、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及社會擔當的獨立群體,他們大部分是官員的后備軍和皇權的依附者,“傳統中國文人除了靠自己的作品知名,還以自己的生活和個性著稱”,應該是莊之蝶的精神氣質最好的注腳。
  莊之蝶具備傳統文人很多的個性:落拓不羈,風趣幽默,喜聚好飲,漫情易感。他對女性的喜愛就帶著濃重的傳統文人畸形的趣味:“這是個什么尤物,果然是個人精,西京城里也是少見的了!”“莊之蝶從未見過這么美的腳,差不多要長嘯了!”(對唐婉兒);“柳月你這胳膊真美!(莊之蝶)貼上臉去,滿嘴口水地吻了一下”(對柳月);“腳嬌小秀美,十個趾甲涂著紅……阿燦,這是我寫的最好的一封信,我是帶了對你的好感之情來寫的。”(對阿燦)。在這里,我以為,如果僅僅用無行來評判莊之蝶,就不免有失狹隘了,莊的精神氣質所體現出來的實際上是傳統的“倡優士子”模式。封建時代那些被主流文化放逐邊緣化的失意士子們,往往與倡優們勾連往來并由此流傳下來許多詩詞章句,構成了歷史上大眾文化的精彩的一章,比如北宋詞人柳永,就可以說是文學史上最早的大眾文化明星。他們在民間、在體制外所獲得的自身價值確認,更可能讓他們找到一種“士子”的良好感覺。莊之蝶與牛月清雖為夫妻,但無論是價值觀念還是生活細節,都不能有效的和諧,牛月清作為妻子,不可謂不賢惠,但莊的感覺卻是“我在外邊前呼后擁的,回到家里就這么過日子!……她是脾氣壞起來,石頭都頭疼。對你好了,就像拿個燒餅,你已經吃飽了,還得硬往你嘴里塞。”如果說莊之蝶與牛月清屬于體制(婚姻)內關系,那他們的諸般不和諧(包括性生活),是否正隱喻了一個反向的倡優士子模式?莊之蝶是一個從古典的明清小說逃逸到現代社會的尷尬人,他的人生趣味也許無可厚非,只是他錯投了胎,他生不逢時。這就造成了他接下來生活世界的轟然倒塌。
  西京四大名人中,莊之蝶寫小說,汪希眠畫畫,龔靖元工書法,阮知非搞音樂,可以說他們代表了西京文化的各個方面。他們搜集收藏古董字畫,把玩漢磚唐鏡,小說精細地描寫了這些方面的內容。整個西京城似乎淹沒在一種龐大的傳統文化景象中。可是,透過小說,我們發現這個龐大的文化景象背后呈現出來的是歷史的陳腐之氣,頹敗之氣,讀《廢都》就仿佛行走在古代文明的廢墟上,滿眼都是歷史,又滿目皆是荒涼,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已為風吹雨打去,剩下的只是對過去挽歌式的憑吊,巨大的文化力量只剩下對古玩字畫的品鑒,對女性名士般的賞玩。
  生存迤邐于西京(廢都)文化中的人們,顯然沒有辦法靠著文化自我救贖。傳統文化的余韻只能成為世紀末人們浮躁心態的救生稻草,而現代社會的經濟浪潮則輕易地就將這脆弱的稻草打翻淹沒了。四大文化名人都利用自己的聲名大賺其錢――汪希眠以畫牟利,龔靖元以書法獲益,阮知非利用職權辦歌舞團,行走于女子與票子之間,唯一清高一點的莊之蝶則在牛月清的督辦下經營著一家書店,后來又辦了一間畫廊。也是因為有名有利,這些名人才能有資本與眾多的社會名人、閑人、女人勾連往來。《廢都》中幾乎人人都以個人生存和自保為最大前提,傳統文化中的優長之處――舍己全人、溫柔敦厚的君子風范當然無存。周敏為了在西京文化圈中立足揚名,就捕風捉影地編造“莊景艷史”,唐婉兒在不曾與莊之蝶有染前,曾這樣叮囑周敏:“你真要能寫,何不寫寫莊之蝶?……寫了如果能在《西京雜志》上發表,雜志靠寫名人提高發行量,你寫名人說不定也會出名。”莊之蝶為了打贏官司,毅然斬斷了趙京五對柳月的戀情,而將柳月送到市長家做了他殘疾兒子的老婆;莊之蝶與趙京五合謀,通過屢次擠兌,從敗家子龔小乙手中冠冕堂皇地搞到了大量珍稀字畫,直接導致了其父龔靖元的暴亡。如果說西京的名人們縱情聲色尚遺傳了古代文人的倡優士子的陳腐傳統,那么這般諸多貌似合情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狀,則在賈平凹不動聲色的描繪中,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傳統文化失范之后,世紀末某類文人的精神世界的沉落。
  
  二、艱難時勢下的尷尬生存
  
  20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帶來了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全方位的迅速改變,新的經濟模式和利益分配迅速瓦解了既定的生活程序,面對社會歷史的劇變,知識分子表現得格外張皇、不適、無奈,他們成了時代的棄兒,成了知識分子話語大勢已去后被動逃逸/逃避的一個群落。
  莊之蝶的遭際典型地代表了90年代小 說中知識分子集體失語后的無奈選擇。莊之蝶擔任著市政府文化顧問,是市人大代表,和政界的一些要員有較密切的來往,常常為政府/官員提供些參考意見乃至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參與官員個人政績的考核較量中。他在西京似乎手眼通天,無所不能。但一場官司就將莊之蝶的世界搞得落花流水一瀉千里。小說結尾有個細節:莊之蝶因要買苦膽而被賣肉的推出隊列,“在那里站著,臉上是硬硬的笑。市長在車里看著,司機說:‘下去看看他嗎?’市長揮了一下手,車啟動開走了,市長說:‘可惜這個莊之蝶了!”’其實,市長可惜的是莊之蝶再也不能為他的政治資本貼金了,而倒不是可惜莊之蝶的境遇。市長對莊之蝶的放棄隱喻了政治文化對那一時代“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的利用和拋棄,也反映了知識分子話語的失勢。
  美國學者霍克對知識分子有過這樣的認知:“知識分子是精神生活質量的天然保護者和糟粕的天然批判者,是理想的忠實衛士”,但莊之蝶僅僅是政治文化體系中的一個棋子,而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他是易倒伏的草而不是堅挺的參天大樹。“一旦作家不再與政治疏離,便不再是現代文人”,莊之蝶身份的模糊性、曖昧性與不確定性,正是90年代知識分子所普遍感到的無奈與尷尬。
  在小說中,莊之蝶是眾人崇敬的對象,但又成為眾人各種欲望的對象,無論他怎樣掙扎都駛不出欲望的街市。十幾年前他來到西京,憑著自己的勤奮與才情,豎起了名人/作家的旗幟,可是“近一年來聲名越來越大,心情反倒越來越壞,脾性兒也古怪了”,“苦苦巴巴奮斗得出人頭地了,誰知道現在卻活得這么不輕松!……這種痛苦在折磨著我,可這種痛苦又能對誰說,說了又有誰能理解呢?”莊之蝶的內心感受是他面對瑣屑無奈現實的一種無法排遣的“潑煩”,他既無法重溫十幾年前“發了誓要在這里活出個名堂來”的舊夢,又無為于現實生活。在小說中,莊之蝶從事的多是一些在“名作家”盛名之下的非文學之舉:替暴發戶寫吹噓性文章,幫阮知非改寫文藝節目串臺詞兒,給自己寫應訴的官司狀子。他奔波游走在俗事之間,因無奈而煩躁,因煩躁而無聊,因無聊而放縱,在和女人的性愛糾葛中證明自己又沉淪自我。莊之蝶的個人境遇透視出關乎時代社會的悲涼感。面對強大的社會變化大潮,個人尤其是士子文人顯得如此渺小,如此無力。在《廢都》中,莊之蝶雖然在現實世界有名有利有女人,但在精神世界中卻是一個孤獨者。他的存在只是成為別人的襯托、需求。《西京雜志》社的李洪文說的好:“大作家,我已經說過了,曹雪芹寫了一部《紅樓夢》,一部《紅樓夢》養活了幾代人吃不完。現在你莊之蝶也活到供人吃你了!”連號稱是莊之蝶知己的唐婉兒對莊之蝶也是虛榮欲望大于愛情――她看到莊之蝶端坐于人代會主席臺上,不由得就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成為莊之蝶夫人后,所得到的艷羨。
  莊之蝶的悲劇在于他清醒而又無奈的沉落,面對沉落他欲自救卻進一步步墮入沉淪,而終至于身敗名裂。在廢都世界里,莊之蝶始終處在試圖自我確認和無奈隨波逐流的矛盾焦慮中。在社會身份確認方面他感到危機:“我要寫我滿意的文章,但我一時又寫不出來,所以我感到羞愧,羞愧了別人還以為我在謙虛”,“終日浮浮躁躁,火火氣氣的,我真懷疑我要江郎才盡了,我要完了”;在個體身份確認方面他感到去勢般的自卑:“和牛月清在一起總是早泄”。莊之蝶的全部才情在替鐘主編編造情書上收到了擬真似的效果,則是對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反諷。莊之蝶成了一個被抽空了自主性的非身體性的隱身人。在此種焦慮狀態下,還有什么比墮人身體的快樂旅行更能排遣心中的寂寞不安?正如卡倫?荷妮所說“性欲活動可以作為一種安全的閥門來排遣焦慮”,莊之蝶徹底放逐了自己,他如困獸一般周旋游走在唐婉兒、柳月、阿燦中間,剔除剝離了道德的裁定,試圖以此來挽救提升自己頹圮的精神生命,卻無法自渡和渡人,莊之蝶的這種挑戰俗世道德底線的努力,最終將自己送上了絕境――牛月清與之反目離棄了他,唐婉兒失蹤,阿燦毀容消失,柳月嫁給權利走進了欲望和消費的世界。
  事實是,無論莊之蝶怎樣努力都無法做到真正的逃逸,哪怕是被動的存在和茍活,那個時代都不能給予他。莊之蝶的精神世界已經無可挽回的潰敗了,哪里是能安妥他靈魂的地方呢?他倒在了車站的椅子上,被固定在了那個時代歷史的坐標上。
  莊之蝶悲劇般的命運,預示了20世紀末中國知識階層整體的分化、蛻變、頹敗。事實是,從90年代開始,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不再保有長久的道德自崇感,他們“躲避崇高”,或被迫或主動地走進了凡俗生活的滾滾紅塵中。莊之蝶及其行狀勾連起一幅西京沒落文化的景觀,在“廢都”世界里,文化人退祛了理想色彩,成為紅塵世界的爭名逐利者;僧侶界褪去了神秘光環,孕璜寺大師出面開辦氣功傳授班,清虛庵小尼姑慧明借官員的力量建立自己的聲名。蕓蕓眾生更是浮沉于名利場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眾多關于《廢都》的論述中,關于其對世紀末知識分子精神境界的研究話題,是一個相對集中的方面。在我看來,《廢都》更多的是保留活畫了那個特定文化時代的眾生相,而不止是對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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