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演變】兩個凡是

來源:演講稿 發布時間:2019-10-26 05:10:35 點擊:

  毛澤東生前衛士長李銀橋在接受筆者采訪時,曾談到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態度,他說,主席聽大家喊“萬歲”,曾經喜歡,也曾經不喜歡;曾經聽慣了,也曾經聽煩了。“主席說過這么一句話:‘你們不把我當領袖不行,可是總把我當領袖也不行,我受不了……’這句話是對我們許多衛士和警衛戰士講的。是在他休息時,同我們聊天開玩笑,我們有的人拘束,他講了這段話”。
  毛澤東改變中國,影響世界,中國各族人民由衷地擁護和愛戴他。由于中國濃厚的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意識的浸染,這種情感很快便轉化成個人崇拜。面對撲面而來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經歷了反對——欣賞——討嫌的過程。
  毛澤東在成為黨的主要領袖后的很長時間里,一直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反對過分地頌揚個人。1943年4月22日,毛澤東致信中央宣傳部部長何凱豐,針對黨內同志要給他做壽,并提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事情,指示說:“生日決心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目前是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1945年4月,在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毛澤東一再表示:“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在中共七大上,他說:“在20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在黨務工作上,我都犯了許多錯誤。”“1927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有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經濟問題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所以經濟問題寫錯了。”毛澤東由此告訴人們,他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學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0年5月20日,沈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決定在市中心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毛澤東得知此事后,在來函“修建開國紀念塔”旁批寫“這是可以的”;在“鑄毛主席銅像”旁批寫“只有諷刺意義”。他最后在公函上寫下批復:“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同年9月20日,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提出要修理毛澤東舊居,毛澤東便給中共中央中南局負責人去信,說:“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10月27日,北京市第二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向中央呈送報告,要求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銅像,毛澤東立即批示:“不要這樣。”
  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對《人民日報》國慶社論提綱草稿的批語”中批示:鄧拓同志,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1954年8月4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向中央請示,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有代表提出,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給予毛澤東以最高榮譽勛章的建議,是否可以通過此建議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毛澤東8月6日告“鄧小平同志:請即復不要通過此項提案”。
  1956年4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針對斯大林的問題,他在文章中寫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建立健全群眾路線、集體領導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個人、個人崇拜的現象在中國黨內出現。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這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定。其實,從1948年11月起,毛澤東在審閱一些重要文件時,便將“毛澤東思想”刪去,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就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1954年12月,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
  然而,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的序幕,也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進行了公開的批評。毛澤東認為,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冒進思想,就是因為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的領導也不成。……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顯而易見,毛澤東開始放棄反對個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賞起個人崇拜了。
  薄一波后來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由于毛主席的偉大功績和崇高威望,在我們黨內,從上到下,幾乎都認為毛主席一貫正確,沒有也不會發生錯誤。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總是從自己方面檢查,找原因。長期以來,在我們腦筋里,的確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框:毛主席說對,就對,說錯,就錯。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為是非。這也就在事實上助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1962年,經歷三年困難時期的沉痛反思,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主動做自我檢查,承擔責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強調實行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這顯示出毛澤東似乎有意糾正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一言堂”。可是,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進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強調反對個人崇拜,又使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擔心中國會出現赫魯曉夫,擔心中國會重演蘇共二十大的事變。1963年6月,毛澤東主持制定《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就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進行專門闡述:近幾年以來,有些人違反列寧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系的完整學說,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即反對個人崇拜),是錯誤的,有害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斗力,瓦解黨的隊伍。   1964年秋,赫魯曉夫遭遇“克里姆林宮政變”,被迫下臺。美國記者斯諾曾經問毛澤東:“蘇聯人說中國正在搞個人崇拜,是否屬實?”毛澤東回答說:“赫魯曉夫之所以下臺,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
  美國學者施拉姆在《毛澤東》一書中說:“1966年8月以后,中國人又朝一個方向前進了一步,這和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關系,即使在50年代早期的蘇聯也沒有過先例。我已說過,這就是不僅認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認為刊登毛思想的物體——小小的紅塑料皮的《毛澤東語錄》——也具有神效。”細心的施拉姆曾將某期《人民日報》與《真理報》進行比較,在兩份同等級別黨報的6個版面上,毛澤東的名字在《人民日報》上出現280次,斯大林的名字在《真理報》出現99次——并且《人民日報》上的毛澤東照片占了整個一版,而當年斯大林的照片則只占《真理報》四分之一的版面。由此,施拉姆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見絀的程度。”
  毛澤東雖然欣賞個人崇拜,但又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神。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林彪)一吹,全黨全國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毛澤東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已而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覺,所以,他又在信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鐘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同胡志明談話時談及:“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于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
  同年7月25日,毛澤東指示中宣部負責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多次要求降低頌揚他的調子。
  可是,個人崇拜的浪潮經林彪等人的推波助瀾,已經達到狂熱程度。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漢同武漢軍區負責人曾思玉、劉豐等談話時,說:“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4個官銜,什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來到武漢,看到到處都張貼著他的畫像和語錄,吩咐統統摘下來。他針對林彪稱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話怎么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么多。我的話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指示,專門發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建造毛澤東塑像的活動進入一個高峰期。1967年5月4日,“第一座”巨型毛澤東全身塑像在清華大學落成。這座巨型毛澤東塑像,是清華大學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組織塑造的。1967年5月6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還報道了建造時的“盛舉”。其實,在清華大學毛澤東像落成之前,山東、貴州等地已經有了幾座大型塑像。
  在清華大學建造毛澤東巨型塑像的影響下,全國各地群起響應,大量建造毛澤東塑像。1967年7月1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了有關林彪指示《關于建造毛澤東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該通知說:“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經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要求。我們部隊也應當這樣搞。”“凡有代表性的大軍事機關,其駐地有大院、有廣場的地方”,“都可以搞”。要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應立即按林彪的指示執行。
  毛澤東對這種現象十分不悅。他曾對警衛戰士抱怨說:“你們到處掛像……有的還在大門口塑個像……你們在門口站崗,讓我陪著你們站崗。你們兩個小時一換回去了,我卻仍站在那里沒人換,倒成了我為你們站崗了……”直到現在,群眾中還廣為流傳著毛澤東批林彪的話:“說我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講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萬句,可他們就是不聽,連一句也不頂……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崗巖的、不銹鋼的。你們在家睡覺,讓我在外面站崗,風吹日曬雨淋,好不殘忍呀!”
  7月10日,林彪將《關于建造毛澤東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轉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于7月12日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發。中央已有指示。”
  當塑像之風刮遍全國之時,毛澤東看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第280期上刊登的《全國各地群眾正在積極塑造毛主席巨像》簡報后,寫下批語:“林彪、恩來及文革小組各同志: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夸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制止。”
  在毛澤東作出這次批示后,中共中央在1967年7月13日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到:“現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轉發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執行。廣大革命群眾強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確實是出于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這只能由中央統一規劃,在適當時機、適當地點建造,才可能做好。現在某些群眾組織那種匆匆忙忙的做法,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會造成政治上的損失。”
  這個指示發出后,各地仍繼續要求興建毛澤東大型塑像。中共中央又于同年9月13日再次發出了《關于認真貫徹執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于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毛澤東親自在這個文件上批示“照辦”。
  上述指示發出后,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建造毛澤東塑像之風,對“文化大革命”開始盛行的狂熱的“個人迷信”宣傳活動無疑起了降溫的作用。不過,由群眾組織自行建造毛澤東塑像的現象雖然被制止,但各地由官方出面,特別是在各地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歡慶中共九大召開時,還是建造了不少巨型毛澤東塑像。   197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慶典在天安門廣場上隆重舉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的人民群眾。斯諾夫婦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參加了國慶觀禮。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不停地向游行隊伍揮手致意。他還指給斯諾看:“你看,這游行隊伍組織得多好啊!”這時,下面的群眾齊聲喊起來:“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他們高舉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眼里流出了熱淚。
  斯諾指著游行隊伍問毛澤東:“主席先生,對這些,您的感覺如何?”毛澤東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還不太滿意。”
  12月18日,斯諾應邀到中南海對毛澤東進行采訪。兩人的交流可謂“天南海北”、“海闊天空”。話題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個人崇拜、尼克松、中美關系、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和中蘇關系等重大問題,其中,涉及最多的當推中美關系和個人崇拜這兩個問題。談話從早晨8點多開始,直到午后1點,進行了將近5個小時。這是毛澤東晚年談話時間最長的一次。
  會談中,斯諾問道:“主席先生,兩個月前在天安門上,您曾告訴我您不滿意目前的情況,您能給我解釋嗎?”毛澤東說:“其實我是非常討厭個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有必要采取這種討人嫌的做法。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我記得在1965年我采訪您以后寫到了這個問題,有人批評我。那么現在呢?”斯諾問道。毛澤東說:“現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過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義。搞所謂的‘四個偉大’,什么‘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討人嫌的,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Teacher這個詞,就是教員。我本來就是當教員的出身,在我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稱號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斯諾說:“我有時不知那些搞得很過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毛澤東坦言:“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
  斯諾接著說:“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澤東說:“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么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
  “對于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志,直至斗爭的終止。”斯諾說完,毛澤東解釋道:“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后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多災多難啊,我們這個黨。”
  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對如何對待個人崇拜這個問題的分析可以說還是一分為二的。毛澤東不諱言個人崇拜,他說:“你說我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個人崇拜多呢!人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到疾病纏身的暮年,毛澤東總有一種夕陽晚照的滄桑感。1975年國慶節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語道:“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后一個‘十一’了吧?”工作人員連忙安慰說:“怎么會呢?主席,您可別這么想。”毛澤東卻認真地說:“怎么不會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這大概是毛澤東晚年對個人崇拜的最后批判。(題圖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
  (責任編輯:張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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