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效率管理)治理效率一個深化公司治理的新視角

來源:好詞好句 發布時間:2020-08-06 21:36:10 點擊:
治理效率一個深化公司治理的新視角 (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 吉林 長春 130012) 內容提要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實踐中,現有理論和政策過分強調了法人治理結構和形式的構建,而相對忽視了公司的根本目的。本文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分析了“公司治理”,提出了“治理效率”的概念,并認為公司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取得“治理效率”。“治理效率”包括“結構性效率”和“適應性效率”兩層含義。在治理結構的優化、創新等方面,“治理效率”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關 鍵 詞治理效率/國企改革/現代企業制度/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02)12-08-07 近年來,公司治理問題研究一直為我國理論界和企業界所高度關注,眾多學者、有識之士對公司治理理論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廣泛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的研究成果。但與此同時,公司治理理論的研究也步入了一些誤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理論創新的深度和廣度。為了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加快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亟需對公司治理問題做出新的思考和理論上的創新。

一、引言 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幾乎沒有哪一項改革比國有企業改革更牽動人心,更令國人關注。在一定意義上,國企改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學術、政策范圍。在政府決策部門和理論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擴權讓利、承包制經營責任制等改革方案相繼出臺,經過不懈的探索和無數次的改革“試錯”過程,人們終于在選定國企改革的突破口上達成了共識,即構建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經過數年從點到面的推廣,可以說,目前,我國大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已經初步具備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基本上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

西方國家的實踐證明現代企業制度是迄今為止形成、創造社會財富的最有效微觀經濟機制,意味著社會資源高效利用和高效的產出,而這也正是我們選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初衷。然而,事實卻無情地湮沒了人們美好的設想,瓊民源、紅光實業、大慶聯誼、鄭百文以及銀廣廈事件、藍田事件等一系列國企改制上市公司違規違紀事件震蕩了整個中國證券市場,發生的有些令人措不及防,而且,更令人不愿正視的是,這數家上市公司無一不是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公司,無一不是在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方面的“典范”。以銀廣廈為例,其前身是一家重點國有大型企業,經過公司制改造,公司組織結構、管理體系及相關規章制度等方面煥然一新,董事會、監事會、經理以及相關治理制度一應俱全。從形式上看,該公司完備的公司制度可以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任一家公司相“媲美”,單單從公司治理形式、結構來看,人們也許難以分辨出這竟是一家國有企業。然而,也就是這家公司在其上市后的短短四年的時間內,累計虛構銷售收入104962.6 萬元, 導致虛增利潤77156.7萬元,打造出銀廣廈“中國大藍籌股”的形象,創造了股市神話,然而,事實真相一旦被揭露,股價由原先的30.79 元狂跌到每股6.59元,近68億元的市值瞬間蒸發。期間,銀廣廈還先后從股市三次配股,從證券市場“圈”走5.74億資金,向銀行貸款高達15億人民幣,但是,其混亂的公司內部管理以及失誤頻頻的“能人式”決策,致使“圈”來的錢糟踏殆盡,最后布下彌天騙局。對此,人們感到震驚和憤怒,然而,震驚和憤怒之余,更多地卻是深重而痛苦的思索。中國的國有改制公司究竟怎么了為什么現代公司治理解決不了國有企業的頑疾為什么現代法人治理結構在中國國有企業身上就不靈驗了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正確問題的本身已經解答了問題的一半,上面的疑惑也從另一面告訴了我們答案,也就是,我們對于公司治理結構的期望值太高了,單純的治理結構論所遵循的是類似于SCP 式的邏輯模式,即所謂的結構行為績效,認為通過公司治理結構對企業行為人的激勵約束,企業就能取得相應的效率,從而利潤、效益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這實際上是把治理結構擺到了一個不適當的重要位置。治理結構固然重要,但是過分地一味強調治理結構的構建難免有失偏頗。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治理效率更具現實意義,治理效率對于治理結構的優化、創新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國內公司治理理論研究綜述 與國外研究相比,雖然國內對于公司治理問題的研究顯然晚得多,但是,經濟改革尤其是國企改革為企業理論研究創造了極好的實踐機會,為廣大經濟學家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臺,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一大批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通過對已有資料的分析,對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如何理解公司治理”等問題,國內學術界大致可分為三種代表性的觀點 (一)治理結構論。該觀點認為,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執行人員,即高級經理人員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在這一種結構中,上述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制衡(check and balance)關系。通過這一結構,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托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以及解雇權;
高級經理人員受雇于董事會,組成在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這一觀點為國內大部分學者所認同,在國內的企業理論中居于正統地位,并為政府決策部門采納,我國的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基本遵循了這一思路。

(二)治理功能論。該論點的代表人物是青年經濟學家錢穎一教授,他在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一書中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投資體(股東和貸款人)、經理人員、職工之間的關系;
并從這種聯盟中實現經濟利益。公司治理結構包括(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
(2)如何監督和評價董事會、經理人員和職工;
(3 )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

(三)治理產權論。由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創立者羅納德科斯開創的“企業契約理論”是該觀點的理論淵源。在國內外經濟學界,該理論廣泛應用于解釋企業本質、邊界以及委托代理問題,其主要包括(1)企業的契約性,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結合(nexus of contracts);
(2)企業契約的不完備性(或不完全性);
(3)以及由此導致的所有權的重要性。(張維迎,1996)。企業作為一系列產權主體之間契約的組合,是個人之間交易財產權的一種方式,考慮到不同產權的特征,企業又可以被看做是一個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組成的不完全契約,即由于企業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契約不能準確描述與交易有關的所有未來可能出現的狀態,以及每種狀況下契約各方的權力和責任。契約的不完全性又導致了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注張維迎.所有制、治理結構及委托代理關系[J].經濟研究,1996,(9)。)的出現,并因此變得更加重要。企業所有權安排狹義上就表現為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分配狀態;
企業所有權(注張維迎.所有制、治理結構及委托代理關系[J].經濟研究,1996,(9)。)安排廣義講是指公司有關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根本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這些安排決定公司的目標,誰在什么狀態下實施,如何控制,風險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業之間分配這樣一些問題。張維迎認為,企業治理結構只是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具體化,并表現為一種狀態依存權。同時,根據產權的不同特征,對于治理結構的狀態依存權又分為三個不同的觀點周其仁從人力資本的稀缺性和專用性出發認為剩余控制權、索取權對稱集中于人力資本所有者,即勞動雇傭資本;
張維迎則堅持從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及不可抵押性出發,主張資本所有者掌握企業所有權,即剩余控制權、索取權對稱應集中于非人力資本所有者,即資本雇傭勞動;
楊瑞龍、周業安綜合以上兩種觀點,認為上述兩種情況屬極端情形,現實來看,更多的情形是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分散地對稱分布于不同產權主體,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將由集中對稱分布走向分散對稱分布。

上述理論分別從治理的不同側面,對公司治理進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索,但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實踐的深入,加之缺乏歷史邏輯一致性和動態演進的視角,在公司治理問題研究中顯然存在著如下不足 (1)過分強調了治理框架、結構的建立, 把公司治理這一復雜的制度性安排簡單地理解為一套機構的排列、組合,難以顯現治理機制的作用。“治理結構”話語本身體現的是一種靜態構成關系,無法體現治理關系變化的動態過程。公司治理不能脫離企業制度環境,它只能是企業制度發展的內生結果,而不是相反。誠然,治理的框架、結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的公司治理離不開相應的治理結構、框架,但是,它們只是治理制度的具體表現形式,并不能涵蓋公司治理的全部內容,一味強調治理結構的構建,只能是對公司治理的簡單化理解。

(2)對“公司治理”的基本概念缺乏科學、全面的理解。

公司治理理論的基本概念就是治理,它包括“治理如何形成的”、“治理究竟是什么”以及“治理能解決什么”等等一系列看似簡單實則極其重要的基本問題,它們是研究公司治理理論的關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理論的發展。對此問題的模糊認識勢必影響理論研究的針對性。

(3)借用西方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理論分析框架, 尤其是西方主流企業理論,用來研究中國的公司治理問題。這雖能使理論的分析工具更加簡潔,論證邏輯也更具嚴謹性,但是,我們不應忽視的是,西方企業理論根植于西方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常常為理論的完善性而犧牲理論的現實性,而且,西方企業契約理論對治理問題的研究采用一種“橫向切入”式的反歷史方式,即在承認現有西方公司企業現狀合理性的基礎之上,對表面現象進行描述性的抽象解釋,切斷企業制度演進歷史的連續性來理解公司治理問題,這樣一來,勢必令該理論的說服力在一定程度上大打折扣。

三、公司治理新探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艱巨任務,要求我們深入研究公司治理理論,在充分吸收國外治理理論科學成果的前提下,結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進行理論創新,用以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

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科學研究應遵循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原則,熊彼特也把“歷史”作為經濟理論研究三大工具中最為重要的工具,因此,我們認為,要想對治理理論進行深入的探討,一個首要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公司治理理論中一些最為基本的問題,包括什么是公司治理治理究竟解決企業發展中什么問題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們認為,研究公司治理問題應從“治理”、“公司治理”這些最基本的概念開始。

(一)“治理”探源 “治理”(govemance)是廣泛應用于政治學、 經濟學領域內的一個術語,它來源于拉丁語“gubemare”,意思是“統治”或“掌舵”,在希臘語中與“舵手”是同義語。“公司治理”作為一個概念,最早出現在經濟學文獻中的時間在80年代初期,之前,威廉姆森(1975)曾提出“治理結構”(govermance structure)概念(鄭紅亮,1998),與“公司治理”概念不同的是,“公司治理問題”出現要早得多,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曾提到類似的問題,這可謂是公司治理問題的思想源頭。

作為企業制度中一項制度安排,“治理”的產生、發展與企業制度整體密切相關,我們應從企業制度的角度去解釋、理解“治理”。企業的本質決定了“治理”的基本功能,“治理”應服務于企業的生存和成長。所以,“治理”宜理解為企業制度的內生結果,企業制度演進過程也就是“治理”產生、發展的過程,因此,要想更深入地理解公司治理本質,關鍵是必須從企業制度演進的角度入手。

由于企業本質認識上的分歧,西方主流企業理論在研究企業制度演進方面有著兩種不同的派別,一是以威廉姆斯為代表人物,主張從企業組織結構入手研究現代公司制度演進,認為資產專用性、外部性及等級分解原則等三個交易成本因素決定了企業制度向現代公司制度演進。一是以德姆塞茨為代表人物,強調產權理論和社會成本理論(也就是外部性理論)的應用,側重于研究公司的制度關系,它所考察的是現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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