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非典隱瞞真相_武震:非典賬單,不能承受之重

來源:黨課心得體會 發布時間:2019-01-19 04:22:15 點擊:

  武震,30歲,北京豐臺區花鄉醫院原內科護士,非典時于北大人民醫院急診科實習。   感染原因:2003年4月10日晚,轉送一位急診病人時不慎感染,后得知該病人為北大人民醫院第一例非典病人。
  現狀:十處骨壞死,2007年1月進行骨移植手術,工傷七級。現住北京中日友好醫院。
  
  
  見到武震時,她正躺在中日友好醫院骨科的病床上,輸著液,腿上還打著骨牽引。她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蒼白的臉上掛著淡淡的微笑。
  武震的骨移植手術恢復不太理想,原來的工傷七級可能要改為八級了。
  
  出院的時候哭了
  
  當非典在北京突然爆發時,26歲的武震正在北大人民醫院急診科實習。
  2003年4月10日晚,急診科收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人,武震正好當班,“當時沒有什么防護措施,后來才知道是非典患者”。值完夜班,武震回到家中,開始畏寒、發燒、呼吸困難。出于職業敏感,她迅速收拾好東西,正式入院治療,后被確診感染“非典”,轉至長辛店醫院隔離病房。
  飽受病痛的折磨,也差點與死神擦肩而過,躺在病床上的武震卻每天都很興奮。因為長辛店醫院所有非典患者中就她一人是醫護人員,大家都很照顧她,朋友們也都打電話安慰、鼓勵,覺得特光榮。一聽到廣播里“眾志成城,共抗非典”的口號,武震馬上心潮澎湃:出了院,我還要上前線!我有抗體了!
  然而這種激動的心情在出院時驟然轉變。“七萬!聽到這么多錢我當時就懵了!”非典期間,醫護人員的治療費用由單位支付,可武震是個例外。非典是在人民醫院感染的,可人民醫院是實習單位,并不是工作單位,不好開口要錢;工作單位是一所鄉鎮醫院,還沒給職工入醫保,武震也沒辦法享受醫保報銷。院方一直在催繳費用,武震焦急萬分,一籌莫展的她想到了學校,“我是在實習期間被感染的,學校應該負一定責任……”,然而學校的態度十分堅決,稱她為成人教育,不歸學校管。
  只能回過頭來找單位。單位雖然很同情她,但數額七萬元的治療費用,對于財政狀況本身就很拮據的鄉鎮醫院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領導建議武震一邊找鄉政府,一邊找衛生局,單位也盡力籌措。無奈之下,武震只好“厚著臉皮”去求人民醫院,依然沒有結果,“人家說你怎么不早找啊,03年底前有這個政策,現在沒了。”
  武震個人先墊付了一部分費用,單位支付了一部分。直到2004年夏天,在她和家人的多方奔走下,鄉政府組織了一次捐款,豐臺區民政局給了一些補貼,自己掏的費用才算了結。
  
  不得已放棄治療
  
  重獲新生的武震很快歡欣地上班了,她很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生活,對未來也充滿了憧憬。然而10月份的一份核磁共振報告,打破了生活的平靜――由于非典時使用大量激素,導致股骨頭壞死。像所有后遺癥患者一樣,她震驚、哭喊、郁悶,但擺在眼前的事實,逃避不了。
  2004年3月,武震和幾十位非典后遺癥嚴重患者集體入住小湯山醫院進行療養。然而武震僅僅呆了三個月,就沒錢繼續住下去了。她說當時特別不愿意離開,因為復查片子時,看到別的病友都有改善,自己卻沒有時十分著急,“留下來治療應該會好一些。”她始終覺得委屈,“為什么有錢就能住,沒錢就不能住?”
  可是哪來的錢?鄉里已經捐過一次錢,向單位要錢,也不太可能。非典的治療費,單位已經掏了不少,也到處爭取,為她“討到”了一些錢。剩下的一條路――只能向家里要。自己的家境,在農村都不算好,父親是鍋爐工,后來被買斷工齡,只能在取暖的季節里找到工作;母親是普通農民,幾乎沒有收入來源。為了自己,父母已經操了不少心,不能再向他們伸手了。
  無奈之下,武震只能放棄治療,回到單位繼續上班。平時吃一點預防骨質疏松的藥,每三個月復查一次,沒有任何理療可做,疼得厲害了就打幾天吊針,吃點止痛藥。除此之外,她也沒有其他病友“車接車送”的待遇,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車后面架著兩個拐。醫院為了照顧她,將她安排到住院部收費處工作,雖說不太勞累,但和門診醫生的待遇相去甚遠,最關鍵的是,不在一線就失去了最好的學習機會。
  不能在心愛的崗位工作,沒有錢鞏固治療,反反復復想著這些事,武震整天郁郁寡歡、心情壓抑。“當初就不要救活我,讓我死了算了!”在衛生部的心理調查中,測出“重度抑郁”傾向,后經安定醫院確診為抑郁癥,一直服藥治療。
  
  上訪后,開始有點眉目了
  
  雖然病情還控制得比較穩定,期間甚至棄拐一年,但后遺癥反復無常,股骨頭一旦塌陷,最普通的置換手術至少需要10萬元,“被逼無奈,我想到了上訪。”
  2004年9月,武震特意請了一天假,拄著拐來到北京市政府大樓。剛要往里面走,被警衛攔下來,“干什么?”“我上訪!”她笑著告訴我們,那一刻突然有了前所無有的勇氣。
  信訪室里面人頭攢動,空氣渾濁,有點像火車站售票大廳,夾雜著各地的方言,每個人都很激動。“開始不好意思進去,后來一想我沒做什么虧心事,是他們把我忽略了。”弱小的武震拼命擠,怎么也擠不進去,只能在后面等著。一位女干部注意到這個拄著雙拐的女孩,走到她跟前。剛開口問怎么了,武震的眼淚刷刷就下來了,“我是因公感染非典的,因為單位沒錢,沒法支付我的醫藥費,不能繼續治療了……請問對我們這些人究竟有沒有政策?”女干部給了她衛生局的地址,說正管這事呢。
  第二天,武震拖著疲累的身體來到衛生局。一聽是感染非典的后遺癥患者,工作人員把她單獨叫到一個屋里,給了一張表,各種信息記錄得十分詳細。“填完表格,我覺得開始有點眉目了。”
  等待的過程還是有些漫長,一直到2006年4月,衛生部出臺了“非典”后遺癥人員醫療費用報銷辦法,對415名感染“非典”醫務人員進行了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年底,武震的遺留醫藥費全部報銷,入了工傷保險,今后的治療也有了保障。
  “終于有人管了……”武震的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然而這個命運多舛的女孩最終沒有逃過厄運。2006年底,她的病情急轉直下,雙腿疼痛難忍,一查,左股骨頭塌陷了。為了緩解疼痛,她選擇了做手術,即使再站起來的愿望遙不可及,武震依然相信會有好的治療方法出現。或許,這個堅強的女孩已經習慣了越挫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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